“囿于‘三省一市‘行政藩篱限制,以及地方经济竞争等因素,一体化进程推进要受到很大制约。在现有区域行政格局下,指望行政继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走向深入是不可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金融与商贸研究项目主任、专职研究员杨涤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四年多来,已经在交通设施和政府服务互联互通等方面已取得不小成就。“新阶段应更加需要转换一体化新引擎、新抓手,更多发挥市场力量,其中产业集群融合就是一个重要方向。”杨涤表示,产业集群高质量一体化融合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走深做实、实现“破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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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涤指出,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增长快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的形成,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苏州的高新区,都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杨涤认为,未来几十年内,中美竞争不可避免。长三角在全国产业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已形成7个万亿级、3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中,长三角上市公司占比分别达41%、27%、45%、28%,与国内其他经济圈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要打破美国技术封锁,构建新发展格局,杨涤认为,就要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产业集群创新升级。长三角只有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产业创新集群,才会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杨涤建议,长三角“三省一市”应出台政策,发挥各自优势,从四方面推进产业集群融合。
第一,重点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四大重点领域融合共建产业集群。
“长三角需要在一些优势产业领域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四大重点领域,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杨涤说,产业集群要求政府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消除妨碍生产力成长的障碍,强调通过区域融合合作,而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一些个别产业和狭小地理空间的利益。特别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环节众多、攻坚难度巨大的产业,三省一市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筑长板”上。
第二,长三角要探索成立“产业集群联盟”或“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促进企业家、科学家联动协同。
“长三角的产业集群各有特色,也有相近交叉,如何融合发展只有这些身处产业的企业家、科学家更为了解。”杨涤指出,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搭建以专家、技术、资金、项目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与平台,将企业创新需求与学术科研成果进行对接,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牵线搭桥,助推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
杨涤认为,政府可考虑搭建“产业集群联盟” 或“产业集群融合共建网络”作为科学家、企业家这两个创新主体交流融合的平台,共同探讨“企业家+科学家”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新模式。通过举办定期和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如年度并购论坛、专题讨论会、技术前沿讲座、“链主企业”高峰对话等内容,拓宽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科技视野、市场视野,增强科技创新本领,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的直接对接,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共同繁荣。
第三,发挥上海国资优势,打造产业国际并购平台。
杨涤表示,产业集群中有众多的核心企业,也是产业链的“链主”,这些“链主企业”既是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主体,也是产业链整合的对象,“它们的融合发展可包括几个层次,如战略联盟、股权有限结合以及完全并购一体化,并没有机械、固定、标准的模式。产业链整合、产业集群融合共建主要是基于市场需要的复杂的资源、利益整合,需要高水平现代资本运作平台,这方面可发挥上海国资平台优势。用强大的国有资本去撬动和引导市场化金融资本,助力打造长三角产业集群”。
第四,打造产业集群可发挥上海老字号、新品牌、外资等城市软实力优势,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制造硬实力有机结合 。
杨涤认为,上海有老字号 “品牌”与“创意”,长三角其他城市有“生产”和“园区”,用软实力带动硬实力,可以实现一体化有机结合。
“例如,位于上海的施特劳斯钢琴公司负责品牌运营与市场推广,位于浙江德清的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基地,这是‘上海品牌’与‘浙江制造’联手的典型案例。”杨涤进一步举例称,“又如,围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众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在苏州、宁波、南通、无锡、绍兴、台州、南京、常州等地组成了特斯拉的‘4小时朋友圈’,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集群。2023年,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了95%。带动了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形成。”
记者 魏来
编辑 潘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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