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这是《外面的世界》前言里，杜拉斯写下的话。近日，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在北京码字人书店，学者程小牧、策展人董冰峰及这四本书的编辑张引弘探讨了杜拉斯的文学，她的电影和戏剧，以及房间内外的世界。

杜拉斯。人民视觉 资料图

杜拉斯的写作和电影

(资料图)

在分享会上，程小牧谈到，杜拉斯是一个非常考虑写作本质的人，她对文字这种创作的媒材是有反思的。另一方面，她对于文本的影像化与视觉化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杜拉斯的出现，跟我们所称为新小说的概念有关。”程小牧说道，当时有不少作者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作家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拓展一种文学语言，而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开始介入影像，介入最多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他们自己甚至会同时把自己的作品以电影和戏剧的方式去呈现，或者说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在写作当中运用一种非常——用罗伯-格里耶的话说，是一种摄像机式的语言。”

程小牧指出，这种“摄像机式的语言”和他们文学本身的一种本体性的思考有关。“首先是价值的不确定，使得他们希望一种尽量的客观化。所谓尽量的客观化，就是只写我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比如我看到人的外观，物质的外观，我能听到的人的谈话，我不介入任何他的心理，我只写我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当然这是对摄像机的一种作用的概括。”而摄像机本身还有另外一种作用，能够把内心的东西更加延长，更加突破时空的限制，进入到一种自由当中。“所以杜拉斯呈现出的这种特征，在她非常随意的文体当中，都有她精心设计的东西和野心。”

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

作为策展人，董冰峰认为，杜拉斯的写作、电影、戏剧都可以归在现代主义的潮流里，而近年来，很多艺术机构、美术馆、博物馆都在关注文学策展，思考如何从文学史、电影史、美术史的角度，更立体看待创作的关系，这也是杜拉斯一直探讨的主题。对于杜拉斯的探讨也让他联想到普鲁斯特。“不仅仅是说普鲁斯特讨论了很多绘画、建筑、音乐等等，而是说在现代主义文艺里边，视觉性或者是从美学操作里面，它会反馈、会影响文学写作。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再来讨论杜拉斯写作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我也有很多艺术的发现，或者说美学的发现，在研究概念上的发现。”

在阅读两本《外面的世界》时，董冰峰试图发现杜拉斯当年为何写下了大量关于电影的评论。他谈到了杜拉斯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电影《奥通》的支持，这是一部小众而激进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在他看来，杜拉斯在思考“艺术创作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时代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工业，还是一个艺术”。

“她文学以外的电影戏剧，我觉得越来越形成一个整体。她的整个人生经历、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在知识界甚至是艺术界扮演的角色，我觉得都紧密相关。”董冰峰说道。

学者程小牧（中）、策展人董冰峰（右）及这四本书的编辑张引弘探讨了杜拉斯的文学

自在的写作

程小牧认为，杜拉斯的整体作品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自我书写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童年和战争的死亡的记忆。而这种在外观上本能的、直觉式的写作都具有很强的女性立场。

“杜拉斯从写作的形式、语言感受，所有的方面都非常有女性立场的。也就是说她想说跟男人不一样的话，或者说她想破坏一种语言的权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她有强烈的感知，她的书中充满了情感，她用一种身体的经验的东西打动我们。”程小牧说道。杜拉斯将苦难理解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而不是某种宏大的东西，“这种苦难的认知和日后她对战争的认知是一样的，她全是从自己生活经验中最让她撕裂，最让她疯狂的事情中来的。”

在程小牧看来，这种原本边缘化的写作在二战之后开始被读者广泛接受，与时代背景有关。“它恰恰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传统的价值受到巨大的挑战：在一战和二战之后，一种曾经真理式的理性中心的话语遭到了一种爆炸式的反抗，我们对语言表征意义的能力产生非常大的怀疑的——背景下，杜拉斯的写作被我们接受了，被我们认同了。并且她不是一开始就很成功的，她其实做了非常多很艰苦的尝试，然后她逐渐地被接受了，她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强。”

程小牧认为杜拉斯的写作是“自在”的，不同于自由的理性选择，杜拉斯想停留在这种自在的层面，“她觉得她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存在的经验，就是这种经验本身。”而作为女性，杜拉斯一直在不断地回到她的母体，“其实就是爱情、死亡、情欲、恐惧、疯狂，这些东西是让人最无法摆脱的，或者说是存在中最深的一个内核。”程小牧说道。

在《广岛之恋》里，杜拉斯以女性立场描述了战争和政治。程小牧指出，这种女性化的立场是从自身的身体和疼痛出发的，跟所有男性作家对战争的反思拉开了巨大的差异。在杜拉斯看来，战争对每个人身体带来了残害，对每个人的精神进行了极度的扭曲，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由阿伦·雷乃导演的电影《广岛之恋》于1959年上映，在董冰峰看来，以这部电影为例，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思战争的潮流，是作家和电影人都在思考的事情。

作为男性读者，董冰峰坦言，自己反复阅读杜拉斯的过程包含了两大问题，“一个就是男性读者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或者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情感，投入这样的写作。另外一个就是从我自己的工作背景出发，从一个艺术评论或者艺术策展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作家。”在他看来，杜拉斯的创作包含了一个女性非常漫长的成长经历与创作的阶段，而她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开放性或实验性也值得在今天仍然被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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